该领域的诞生

　　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从当代中国历史学中分离出来后，经历了一系列概念和方法的转变。最初在冷战政治研究的推动下，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首先是由一小部分著名的亚洲学者发展起来，包括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哈佛）、白鲁恂（Lucian Pye）（麻省理工学院）、史乐伯（Robert A. Scalapino）（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历山大·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密歇根大学）、多克·巴内特（A. Doak Barnet）（哥伦比亚大学，布鲁金斯学会，后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范伦特（Geoge E. Tayer）（华盛顿）以及约翰·林德贝克（John. M. Lindbeck）（芝加哥大学）等。

　　这些精英学者来自于各种各样的知识背景和传统，他们培养了第一代面向社会科学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他们和他们的学生一起出版了20世纪60年代许多开创性的中国政治研究著作，研究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制定决策的上层人士以及中国政治统治阶层的顶端。

　　大部分第一代的中国政治研究都是由一个新的非政府组织资助的，即社会科学研究学会和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 JCCC)。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自1959年成立后，将美国政府、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统一起来，共同推进当代中国的研究。其研究和培训基金最初集中于一小部分的精英学院，包括哈佛、哥伦比亚、密歇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和华盛顿等。中文和中国地区研究也在美国政府1958年《国防教育法》中得到保障。随后，不断有人指出，美国政府冷战的“敌情研究”秘密计划资助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训。

　　由于外交上美国对中国的不承认，学者们无法到达中国大陆，因此，美国第一代的中国研究专家只能通过在台湾学习汉语和在香港学习中国社会与政治来发展自己的汉学研究技能。他们往往都是对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机制和社会动态进行广泛探究，而他们的方法包括对中国共产党文献资源的系统性研究，同时也补充进了台湾的情况报告、日本的档案资料，以及一些对中国难民的深入采访。涉及到中国的比较研究出现以后，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其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中，主要是前苏联和东欧；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体系很少成为此期中国研究的相关点。同样，中国的前共产主义社会和文化也被排除在研究日程之外，于是“共产主义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被视为一个新的独立的研究目标，从而孤立于相关的中国前现代和共和国文化、社会及政治的研究。

　　第二代的出现

　　美国对1949年后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主要的转折点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这十年间，美国的中国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巨变上。此期许多年轻的博士生都被文化大革命这个研究课题所吸引，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大量新的确凿的资料，包括大量的红卫兵文件，而这些资料将中国政治体系和共产党领导体系的内在机制揭示了出来。

　　对第二代政治科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的专题研究做一个简要的罗列，足以看出两点，一是半数的主要研究学院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培训中国政治专家有着巨大影响，二是在文革期间学者们研究的机会和可能性都十分广泛。和这些专题研究一起，对当代中国政治文献资源的研究指南也大量出现。同时，受到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资助，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很多中国问题的专家会议召开，在第一代资深研究学者们的指导下，这些会议为展示许多年轻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论坛。同样，20世纪70年代还出现了很多第二代专家关于中国的地区政治发展的重要研究。 

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机遇和障碍

　　尽管第二代研究学者在中国政治研究的深度和复杂性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们面临的一个主要的局限就是他们无法直接接触中国。美国学者接受的语言培训主要来自于台北一些大学的中文课程，而专题论文领域的研究主要在香港进行，运用大学服务中心大量的报纸和文献档案，年轻的学者们同时也可以从数量很少但不断增加的中国大陆难民那里得到一些信息。

　　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大学服务中心(University Service Center）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963年诞生于九龙，20世纪80年代后期转入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也许是全世界当代中国研究最重要的地方。

　　谈到中国大陆的信息提供者，我注意到，很多（如果不是全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香港的美国学者，他们所做的关于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都是建立在对一小部分新的大陆移民的访谈基础上的，这些移民被引进了大学服务中心的关系网中，并且在不同的学者之间“传递”。事实上，特别是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个年轻移民（在这里称他们“小杨”和“老杨”来保护他们的身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量涌现的博士论文和学术专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际上，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进行研究和游历的机会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个时期的研究却普遍具有很高的质量，而且很多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正如裴宜理在1999年所说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新一代的美国社会科学家们，虽然缺少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但他们所做研究的质量实际上却是非常显著的。他们基本上依靠中国大陆的官方文件（随后增加了香港的访问和红卫兵出版物）所做的关于官僚作风和政治动员的研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SOAS）出版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一直是西方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圣经”。创始于1960年，得力于美国情报机构的财政支持，《中国季刊》一直是迄今为止对研究中国革命和1949年后中国社会和政治学者们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事实上，这个领域的每一个人都向往着在《中国季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述，而且多年来，学术界激烈的讨论大多是由《中国季刊》发起的。《中国季刊》在研究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垄断地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被《澳大利亚中国问题研究》（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所打破，之后几年又出现了很多相关的专业杂志，包括《当代中国研究》（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中国信息》（China information）、《神州展望》（China Perspective）、《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等。

　　越南战争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建立的美国政府和中国研究界的密切联系在1965-1975年越南战争期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这场战争本身在美国就有巨大的分歧，无论是在公众还是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中。

　　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政府对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支持之间的联系是公认的。相关的争论一度集中在“毛泽东式”激进的共产主义在指引第三世界国家摆脱“美帝国主义”的高压政策中的潜在价值。正如一名年轻的学者所说：

　　“美国参与越南事务使得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中国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提供了解答越南战争的洞察力，因为中国是一个亚洲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国家并且它试图领导‘第三世界’找到一条共产主义革命道路……越南战争要求很多中国研究学者重新评价自己所选研究课题中的政治因素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在文化大革命、中苏共产主义差异和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问题上，中国研究学者们发现了特殊的重要意义。中国伴随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混乱局面，使得这个国内运动具有了国际重要性。毛泽东主义为有关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解答世界将陷于共产主义单极世界恐慌的途径。”

　　回应美国在越南的进一步行动，一个由年轻一代的美国左翼和欧洲的亚洲学者们组成的、有悖于当时主流学术研究的新学术潮流团体出现了。这个“叛逆”的学派创立了自己的学术机构——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CAS），并且创立了自己发布关于亚洲问题的进步观点和研究的期刊——《亚洲问题学者通报》（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受到1968年世界学生革命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亚洲研究的分裂导致中国问题研究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是其中一些年轻的学者，这些激进的反战学者们更倾向于理想化的毛主义（并不一定是它的方法或结果），从而对毛主义者和红卫兵的暴行并不大肆批判；一是传统的学者，尽管他们也经常怀疑美国越南战争的合理性，但对毛主义者们改革中国的本质和结果也没有太多的批评。

　　这个新学术潮流在20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着，直到毛泽东去世，邓小平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从而提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之后才结束。到这时，很多先前的“中国发展模式”追随者们才开始认识到——甚至有时候过分批判——毛主义的缺陷。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的成熟

　　随着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对中国的破冰式访问，两国学者之间的直接联系明显增加了。尽管在1978年12月两国关系正常化完全实现之前，美国公民获得中国签证依然困难，但20世纪70年代许多中国研究专家通过不断扩大的教育和文化代表团、“友好”团体、科学和技术交流等渠道获得了第一次进入中国大陆的机会。

　　随着美国学者们亲身体验了中国社会和文化，一些对于中国“集权主义”本质的陈旧认识得到了修正。先前根据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研究而出现的关于共产主义体制内的官僚政治和利益集团的研究，也开始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出现。

　　最后，1978-1979年冬天的中美关系全面正常化再次引起了中国政治研究的重大转变。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的研究学者和研究生第一次可以在中国进行相关领域研究。尽管这些机会最初还很有限并且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格控制，但中国仍然在对外开放（哪怕只是一点点），从而使得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新型的中国研究、地区档案调查、深度采访以及田野调查研究成为可能。正是由于最初的开放，很多重要的合作完成的专题研究首次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

　　如果不是因为斯坦福大学博士申请人莫什（Steven Mosher）1982年在广东省一个农村实行欺骗性的实地调查而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出境（不久也遭到了斯坦福大学的驱逐），20世纪80年代无疑也将开创更多的建立在中国实地调查基础上的微观政治研究。在此后的数年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在中国的实地研究机会受到很大限制。 

第三代

　　在中美正常化的第一个十年，一个第三代而且人数众多的（同时更加训练有素的）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在美国的研究性大学出现。仍然以密歇根、哥伦比亚、哈佛、斯坦福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带头，美国大学纷纷扩充了关于中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课程。随着更多可利用资源的出现，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繁荣所带来的研究生学习和培训经费的增长，1983-1988年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出现了实质上的发展和繁荣。

　　在这个新的中国研究发展环境中，有一所大学在为中国研究学者提供培训方面走在了其他大学的前面，那就是密歇根大学。拥有着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imon）、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艾伦·惠廷（Allen S. Whiting）以及后来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hal）等著名的政治科学家，密歇根大学成为最著名的中国政治研究机构。

　　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研究的研究生培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领域的研究现在越来越被核心的社科学科所包容。另一方面，政治学也不例外，全国主要的部门开始对其中国政治研究生提出更加迫切的社会科学要求，包括统计方法、调查研究、宏观政治经济、官僚机构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在内的课程都出现了。

　　第三代学者们不仅在本学科和相关方法论方面得到了更好的锻炼，他们也获得了出色的语言技能。第二代的很多学者都只在研究所才开始他们的中文学习，然后通常还有一年的时间在台湾接受强化语言培训，80年代的学者们在他们的研究所培训之前已经完成了两到三年的中文学习。因此，当80年代后期入境中国的阻碍去除之后，他们更能利用自己的语言技能在中国获得实地研究的机会。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小部分中国出生的研究生开始到美国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同时带来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层理解以及本土化流利的中文。在这个年代末，这些中国学生的数量极大地增加了。

　　第三代中国政治研究学者很大一部分的研究经费是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 CSCC）资助的，它们分别是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CCC）和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的继承。

　　80年代关于中国社科的研究方法革命最终的副产品是，以前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国政治研究学者中占统治地位的“领袖研究”被大大削弱了。尽管对中国主要领导人及机构的研究方法著作和对主要政策和政治运动的文献研究在80和90年代一直都有出现，但是这些研究已经不再主宰中国政治研究领域。而微观政治和政治经济改革的研究开始登上中心舞台。

　　改革时期的中国政治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开始把注意力投向中国后毛泽东时期的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方面。很多学术会议都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赞助下召开，研究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在这个时期的效果。这样的会议总结并传播了有关中国政治改革、政治经济改革以及后毛泽东时期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等主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80年代后半期，三个新的研究课题成为美国学者的主要课题。首先，中国不断加速的市场转型对改革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本质和结构提出了新的问题。中国的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权威？并且是以什么方式实现的？

　　8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治研究的第二个核心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和31个省级行政单位之间不断发展的行政机制和财政关系。毛泽东时代的“统一指挥”模式已经不足以维持日趋复杂的中央地方之间的关系。随着80年代行政和财政分权的不断发展，新的激励体系和决策制定机制正在极大地重塑中国政治和经济。于是，随之而来的官僚机构的分化、“个别性承包”“碎片化的威权体制”成为美国政治科学家关于改革以后中国研究的注意力所在。

　　随着关于改革时期国家权力本质和官僚政治变化的新的研究高潮，第三个研究课题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即列宁主义转型的“公民社会”模式越来越流行。公民社会的概念在80年代后期的比较共产主义研究中深受重视，人们用它来分析苏联集团内部，例如波兰的天主教会和团结工会、捷克斯洛伐克的“77宪章团体”等反对团体的出现（或复兴）。

　　80年代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型重新得到强调，也促进了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一轮研究高潮和民主化前景的更专业的研究。 

第四代学者和政治经济成就

　　新千年的到来，一批新的训练有素的政治科学家出现了。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这一代学者有很强的统计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微观政治分析学的学术素养。

　　20世纪90年代末，大量的研究都将注意力投向市场转型时期中国不断变化的“国家能力”。早期关于国家对社会、中央对地方的零和讨论，为更加细致地研究国家权力的本质、形态和结构以及研究对这种权力施加的环境制约提供了道路。

　　另外两个值得指出的新趋势是：中美学者之间的合作研究；美国社科专家对中国前共产党人的过去和其改革之后的现在之间连贯性的重新认识。中美学者之间的合作在80年代和90年代缓慢出现，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继续先前提到的国内政治敏感性问题的研究。当然也有例外，很多中美学者之间的联合是非常成功的，包括欧博文和李连江对农村政治改革和公众抗议的研究，王绍光和胡鞍钢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断上升的收入差距的研究，托尼·塞奇和杨雪冬对村庄选举的研究，裴宜理和李逊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的研究，以及戴慕珍和赵树凯对改革时期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研究等。除了这些成对的合作研究外，中美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也得到了推动并且获得了非政府组织诸如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亨利?卢斯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傅利曼基金会、史密斯·里查得逊基金会和梅隆基金会等的财政支持。

　　中国过去的共产主义对当今后改革时代影响的“重新发现”也是15年来的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政治学家、政治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开始大量发表关于政党和政党斗争的复苏、关系网以及改革时期其他各种社会结构和行为的传统模式的著作。此外，对于过去的重新研究使得社会科学家们逐渐开始重新审视后1949时期中国社会和政治中长期被忽略的方面。

　　政治的经济学模式：关于学科的一些思考

　　尽管在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不断上涨的研究热情使中国研究学者认识到研究（和比较）体制结构、激励系统和体系约束的需要，然而研究中国政治的经济模式和方法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而且也许是更加麻烦的。

　　最近几年的很多文章都谈到美国大学学科领域研究的衰落。很大程度上由于理性选择和经济计量模型急剧上升的影响，美国顶级研究大学主修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生今天在研究本国或者其感兴趣地区的深层文化及语言知识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减少了，而将相应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研究形式化模型和统计学方法上。例如，大部分重点政治学系现在都要求为一年级的研究生提供定量论和形式论课程。很多系现在还为学生提供高等数学或统计学课程作为语言学课程的替代。事实上，很多研究生现在可能选修方法论作为政治科学的子课程来代替传统的课程。方法论逐渐地从一个研究政治的工具转变为一门研究课题。

　　按照我个人的观察，在中国政治研究领域，最近几年我的研究生的研究兴趣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质的研究转移到定量研究。由此而出现的问题不在于统计学和形式模型论的技术和方法本身，而在于它们脱离其他传统研究方法的这种趋势，这使得分析思考被完全的技术程序代替。 

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前景

　　尽管我们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政治学中最近出现的方法趋势，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对美国中国政治研究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首先，我们的研究者整体素质稳步提升。事实上，新近出现的第五代年轻的中国政治博士群包含了一些一流的年轻学者，他们有着良好的语言技能和社会科学及比较政治经济学素养，也有大量中国研究的实地经验。

　　我目前正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指导11名主修中国政治和国外政策的研究生，包括5名中国籍学生、1名韩国籍学生和1名日本籍学生。其中有六名学生正在写博士论文。他们的选题反映了后改革阶段出现的广泛的研究机会、兴趣和方法，包括：银行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省级领导政治灵活性的决定因素；农村政治参与和抗议的政治经济学；中国、韩国和台湾的环境保护政策效力比较；周期性降低政府官僚作风和“简化国家行政机构”的政治动力学；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转变的政治经济学；以及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的动力等。这些出色的博士申请者的前景是可观的，只是要受到当前这个停滞不前的就业市场的限制。

　　除了疲软的就业市场之外，还有两团乌云笼罩在该学科的发展上。一是整个社会科学特别是学科研究领域研究生培训资金缺乏。这种现象在公立大学尤为明显，很多公立大学最近几年得到的政府财政资助不断下降。随着资金的缺乏和教育成本的逐年上涨，研究生奖学金和研究生助教奖学金的激烈竞争从来就没有缓和过。而且由于在大多数公立大学，外国学生的学费和杂费远远高于本国学生，为留学生提供资助变得越来越不可行。因此在很多大学，这导致了吸收非自费留学生的下降甚至有时是完全停滞。由于大部分的中国学生都属于这一类，因此近年来进入美国进修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生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明显下降。

　　这种趋势本身已经令人担忧，而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研究生申请者实施的移民障碍使情况变得更加令人担忧。随着签证障碍造成了很多的不便有时甚至是折磨，中国的学生精英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涌入美国大学了，而日本、西欧和澳大利亚则成功地接纳了那些原本期望在美国完成深造的学生。如果美国还想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不仅是在中国研究方面，而且在整个学术、科学和技术领域的优势的话，这种棘手的问题必须得到认真地对待和处理。                                  

　　资料来源：Richrd Baum :  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watching: Perspective from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07